广州30万人感染: 未来的期望，面临的都是哪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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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5月11日电 (记者 孙自法)聚焦新疆喀什莫尔寺、湖北黄陂盘龙城两处遗址发掘研究，两位考古学者近日分别做客中国考古博物馆“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学术讲座提出，莫尔寺遗址考古研究主要有发现中国最早的大型地面佛寺等五大收获，聚落考古则揭示盘龙城城市三个阶段变迁，开启了古代中国的中央对地方的国家治理。
莫尔寺考古取得五大收获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肖小勇以“梵音回响佛光初现——新疆喀什莫尔寺考古新发现”为题主讲指出，莫尔寺考古发现填补了丝绸之路佛教考古相关领域空白，推动了佛教传播和研究，从一个侧面见证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意义。其取得的五大收获如下：
一是首次在新疆荒漠地区全景式发掘大型地面佛寺遗址，揭示遗址完整面貌。面目亲和的石膏佛像面部残片，融合了犍陀罗和中原风格的佛像特征，这是典型的多元文化融合结果；石膏佛教造像证明佛教自进入西域，就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成为体现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有力见证。
二是发现中国最早的大型地面佛寺，揭示其最初的形态与发展演变。遗址系列碳十四测年数据和遗迹、遗物，表明其最早建筑年代早到1世纪，延续到10世纪，实证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
三是考古证据显示莫尔寺为疏勒王室寺院。出土的六趾木足，与文献记载疏勒王“手足皆六指”呼应；周边20公里范围内发现多处汉唐时期古城、聚落和佛教遗址，说明这里曾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结合寺院的规模、等级，推断为疏勒王室寺院。
四是考古证据显示莫尔寺可能为疏勒大云寺。唐代建筑佛殿，规模高大，贴金手指、耳朵、高水平塑像艺术表明等级高，融合犍陀罗和中原佛像特征，以及中原影响的建筑材料，见证汉传佛教回传和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治理。
五是实证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莫尔寺从1世纪延续至10世纪期间，道教、摩尼教、景教等相继传入新疆，与佛教共存发展，实证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
肖小勇教授透露，《莫尔寺遗址保护利用规划》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准，正推动莫尔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申报和建设，将发挥该遗址在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建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世界级坐标。
盘龙城聚落历经三阶段变迁
在“十年一城——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考古新发现”的主题讲座上，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卓表示，经过十年聚落考古探索，研究揭示出盘龙城城市聚落的中心区，从南部的王家嘴、到城址区、最后到北部的杨家湾，历经三个阶段的变迁。
第一阶段，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是长江中游青铜文明开端的标志，其年代大体落在公元前1600前后，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盘龙城遗址的出现，展现出夏代晚期中原王朝对长江流域的经营与开发。
第二阶段，二里冈下层二期至二里冈上层一期，这一时期盘龙城铸铜活动所用技术、物料与北方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铜器有密切关联，表明中原王朝对长江流域青铜铸造工业的影响。同时，盘龙城陶器技术多样、来源复杂，展现出这一阶段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的广泛交流。考古发现和多学科合作研究表明，本阶段盘龙城成为早商长江流域中心城市，商王朝以其为中心对周边区域形成广泛影响，见证了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最早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
第三阶段，二里冈上层二期至洹北花园庄期，年代属于中商时期，中原王朝对南方影响的持续与转向。本阶段出现杨家湾南坡大型建筑关联的城墙遗迹，并存在诸如祭祀等功能设施，这是长江流域夏商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大规模石头构造的城墙遗迹，结构复杂且所用工程量巨大，进一步展现出盘龙城第三阶段的突出规格。
盘龙城第三阶段之后被废弃，考古发现表明，其后盘龙城周边及更广地区出现中商及殷墟早期的聚落，中原文化对长江中游的影响又形成新的格局。
孙卓认为，盘龙城城市聚落的三阶段变迁，实证夏商王朝对长江流域扩张的动态变化，开启了古代中国的中央对地方的国家治理，更展现出长江中游早期文明的发展历程。同时，盘龙城遗址考古实证长江与黄河双大河文明结构，成为长江文明传播与展示的重要平台。
此外，中原王朝通过盘龙城为长江流域带来青铜文明，推进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盘龙城环境考古揭示遗址景观环境变迁，明确夏商时期长江中游水位变化趋势，丰富对长江水文史的认识；盘龙城首次发现长江流域夏商时期大规模石构遗迹，开南方地区夏商时期大型石城建筑研究之先河。
“而在物质遗存交流、互动的背后，盘龙城遗址所接受中原地区的技术和礼仪观念，可能进一步深远地影响了黄河与长江文明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孙卓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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